纪录片《中国梵高》中，画工赵小勇因为偶然的机会，从深圳大芬油画村来到荷兰的梵高博物馆，看到了自己临摹过无数次的《向日葵》。

沉默了很久，他终于开口说，“不一样。”

二十年来，赵小勇的工作就是临摹梵高。他只需不断复制，将每一笔还原到极致，“像机器一样”。但在真迹面前，“机器人”突然感受到疼痛。走出博物馆后，他若有所失地蹲在门口的广场上，背后是寂寥的马路和下沉的云。

去年年底，这部纪录片在中国视频网站再次走红，赵小勇蹲在广场上这一幕，被许多观众称为“觉醒时刻”。欧洲之旅后，赵小勇决心开始做自己的作品，更让这个故事蒙上了一层戏剧性色彩——经过一个顿悟的瞬间，临摹者从此变成创作者。

3月30日是梵高诞辰170周年，我们再次找到了纪录片的两位主角——画工赵小勇、周永久，却发现强大的历史惯性仍然盘踞在这里，改变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。

反差

的确有许多客户慕名而来，但表示想购买的是他画的梵高

《中国梵高》带来震撼。

纪录片最初在欧洲、日本上映，去年又在中国视频网站走红，在微博、抖音都引起了大范围的讨论。多年来，每天都有操着不同语言的人到大芬村，寻找两位主人翁。

有的人一进来就握住赵小勇的手，还有人会紧紧抱住他流泪。从天南地北赶来的观众，都像是久未谋面的朋友。

看过纪录片的人常说，最打动人的是两位画工的“觉醒”，是不愿继续复制别人，渴望画出“自己的东西”。

但原创的路走得并不容易。在两人各自的工作室，梵高的《星空》《向日葵》复制品就放在进门处的地板上，十分显眼。“光做原创是活不下去的。”赵小勇无奈笑道，纪录片播出后，的确有许多客户慕名而来，但却表示想购买的是他画的梵高。

谈话时，一位母亲带着16岁的女儿找上门，要跟赵小勇学画梵高，她女儿准备报考法国一所知名的艺术院校，笃定“梵高风”能成为敲门砖。赵小勇摆摆手，“我这里不提供教学体验活动，你可以去别处看看”。

母女俩离开后，七拐八绕，又走进了周永久的工作室。女孩向周永久展示了自己画的梵高，周永久看了之后，停顿片刻说:“我已经在画原创了。”

人们来到大芬村，诉说自己如何被纪录片主人翁的“觉醒时刻”感动，但想购买或临摹一幅梵高复制品作为纪念，这样的场景比比皆是。赵小勇习惯了，也欣然接受。“人总要养家糊口的，是不是？”

黄金时代

你知道那时候卖一幅画能赚多少钱吗？四五百块呢，够吃一个月了

大芬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初。当时，“亚洲四小龙”的劳动力成本逐步抬升，来自欧美的油画订单试图寻找更便宜的劳动力市场。深圳作为衔接香港和内地的通商口岸，自然成为新一代油画工厂最合适的选址。大量香港画商带着欧美的订单涌入深圳，雇佣内地更便宜的画工，大芬逐渐成为批量生产油画的聚集地。

所谓的“流水线作画”正是这一时期的产物。周永久回忆，为了赶订单，他们将工厂的模式带入了画室:有人负责打一层薄底，有人负责画眼睛，有人负责涂背景……周永久则负责最终的调整修改。这种粗糙刻板的绘画流程成为大芬村的“特产”。他最多时带了33个徒弟，临摹的技艺说不上精湛，但25分钟就能画出一张《向日葵》。

“你知道那时候卖一幅画能赚多少钱吗？四五百块呢。卖一幅画够你吃一个月了。”赵小勇记得，那是大芬的黄金时代，到处是从贵州、湖南、福建等地赶来打工的年轻人，他们赤裸着上身，在工作坊里挥汗如雨。晚上一群人呼朋唤友，吃烧烤，打桌球，喝酒谈天。他形容那段日子“浪漫、自由、快乐”。

2005年前后，大芬迎来了产值的巅峰。欧美市场70%的油画来自中国，而其中的80%则来自大芬。当年，大芬村的油画产业产值达到2.79亿元。也是在这一年，摄影记者余海波来到大芬村，拍下了他们的生存状态。在余海波的照片中，赵小勇、周永久等画工们正在蓬头垢面地画画、吃饭、睡觉，而四周的墙和天花板上密密麻麻挂满了世界名画。画上圣母白皙丰腴，画下画工黝黑如柴。这组名为《油画第一村——深圳大芬村》的作品获得了2006年的荷赛奖。

好景不长，大芬的高峰停留在2008年。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接踵而至，订单量骤然跌落，“一下就少了一半”。在2008年上半年的广交会中，油画生意可以用“颗粒无收”来形容，此前参会者经常能签到总额千万元计的订单。一整年，赵小勇的工作室只接到了一批订单，周永久那边则有7名徒弟出走。一年前还高速运转的大芬村，画廊易主、画工出走，一片萧条。

许多普通画工都曾对艺术抱有遐想，只是涌来的订单让人没时间思考。此时，接不到订单的画工们被迫停下来，寻找新的出路。

2009年夏，周永久收到曾经的学徒从兰州发来的一张照片，上面是一片向日葵地。他当即告诉妻子要去兰州看向日葵，妻子觉得不可思议:大芬村附近的花店也能买到葵花，为什么非要去兰州看呢？

周永久直冲兰州。他见到大片的向日葵花海，健康、茁壮。他摊开画材，用刮刀往画布上抹上一叠明黄色，模仿花瓣的饱满，这也是他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写生。

回到深圳后，他把这幅画放在店外。时至今日，他记不清那个来问价的是哪里人，也说不准当时报的价格，总之，那是个随口一报的数字，比边上那幅临摹梵高的向日葵要贵一些。

对方不假思索地买下了，周永久有些诧异:“原来自己的画也是能卖的。”

这期间，林松典和妻子一起开了艺术沙龙风格的画廊，挂的大多是他们的原创画；余命高逐渐脱离油画的画种，成了油画村里为数不多画水彩的原创人；林树森奔赴俄罗斯知名艺术类院校列宾美术学院进修，继而回到大芬村成为“职业”艺术家。他们成了大芬村最早尝试原创的一批人。

对于原创，周永久给出了自己简单直接的理解:画面上落下的最后一笔，可以是自己的签名。

纪录片

一把双刃剑，将“临摹”“复制”的标签牢牢钉在了大芬村身上

2011年，余海波和女儿余天琦筹拍纪录片《中国梵高》，找到了赵小勇、周永久等画工。纪录片筹拍了四五年，每隔一段时间，余海波就会回到大芬村跟拍。

2014年夏天，赵小勇熟识的客户，一位做欧洲贸易的画商，主动邀请赵小勇去荷兰看真正的梵高，“只用付个机票钱，其他全包。”当时余海波也在一旁拍摄，便鼓励他去看看。

纪录片团队想过邀请周永久同去荷兰，周永久没答应。周永久表示，一是因为旅途自费，二是因为纪录片想拍临摹的画工，可他已经走上原创6年了。

最终，赵小勇和纪录片团队一起踏上了前往荷兰的旅途，而他在梵高博物馆的彷徨和觉醒，被镜头记录下来，打动了许多人。纪录片的上映，像一块石头投进平静的湖面，让逐渐被公众淡忘的大芬村起了新波澜。游客和媒体蜂拥而至，梵高的高仿画供不应求，而赵小勇、周永久也被邀请参加多个知名国际展览。

但同时，纪录片也是一把双刃剑，将“临摹”“复制”的标签牢牢钉在了大芬村身上。

2022年底，纪录片《中国梵高》在视频网站翻红，再次将赵小勇、周永久的名字和复制、临摹等词语关联在一起。周永久陷入一种矛盾，“中国梵高”的标签确实为他带来了肉眼可见的经济利益，但是这张标签一旦被贴上就很难取下来。

他的儿子周甘雨经常在网上看到“令人气愤的评论”，认为父亲的画还是在模仿梵高。可周甘雨觉得，父亲的向日葵是用刀刻的，质感立体，笔触狂野，有独特的视觉冲击力，两人的风格有着显而易见的不同。

周永久工作室的座位上有一沓厚厚的文件，放在最上面的就是他为自己的向日葵申请的专利证书，十分显眼。但他还是得不断和上门的人声明:“我画的向日葵，和梵高的不一样。”

在赵小勇后来的原创作品中，多多少少可以看到梵高的痕迹，比如他画过和梵高类似的题材，咖啡馆、自画像，构图基本一致。他的原创画用笔繁复鲜明，色调和背景都有梵高的影子。

对此，赵小勇承认，画了几十年，和梵高就像跨越时空的师徒，很难不被影响。可另一方面，他觉得不必刻意切割，“因为这已经是你人生的一部分了”。

绊住脚步

强大的历史惯性仍然盘踞在这里，牵扯想要创造出自己语言的人

“现在的大芬村，至少有上千人在做原创。”周峰曾是大芬美术产业协会的名誉会长，他认为大芬村的原创不够响亮，是因为被过去绊住了脚步。“长期临摹的画工，很难跳脱出来，他画出来的形和神，还是有别人的影子在。”这样的作品很难在艺术圈获得权威的认可。

另一方面，要打造一个和原创艺术相契合的“有调性的地方”，大芬村的硬件显然是个短板。“这里都是农民房，产权问题太复杂了，要想重新规划非常困难。”他说。

目前大芬村的企业已转型电商，主要做家庭装饰画，通过工厂生产，再由电商销售到全国各地，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再需要画工。发达的物流，数字化的进程，都使得大芬村原有的地理集聚优势不再明显。2023年，大芬村似乎还停留在原地，矮矮的民房，弯弯的羊肠小路，没有太多变化。

从小在这长大的周甘雨形容，大芬村“像一个肺”，中心的美术馆和广场就是肺泡，向四周延伸的小巷则是毛细血管。在这里，有成百上千家类似的店铺，拥挤地排列着，随便走进一家总能看到雷同的画作，高山、瀑布、星空、向日葵。外来者一旦钻进去，就分不清南北。

大芬美术馆是后来新建的，有着简洁流畅的白色外观，与周围的“握手楼”格格不入。那里正在举办莫兰迪的展览，吸引了不少外来游客，却鲜少有村民去参观。周永久表示，“村民不给免费和优惠。”到了晚上，村民会围在艺术馆门口的一片小空地上跳广场舞，孩子们在旁边追逐、玩滑板，呼啸而来，呼啸而去。

在大芬村，村民依然保持原有的习惯——哪位原创画家出了卖得好的画，就一拥而上迅速“翻稿”，隔几天同样的画就会出现在附近的店铺里。周永久的画也被抄过。“街坊邻居的，一眼就能看出来出自哪个人之手。”儿子周甘雨一旦发现，就会上门警告对方尽快下架。平时经常有人到店里偷拍作品细节，他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精神。

这里经常出现毫无技术含量的“低价竞争”。周甘雨记得，父亲有一幅售价2000元左右的画卖得不错，而在其他的店铺，相似的画作会被压价至599元、399元，有人还会当着周甘雨的面“截胡”他的客户，“这边更便宜”。

强大的历史惯性仍然盘踞在这里，牵扯着每一个想要创造出自己语言的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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